干谒是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与文学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独特文学题材，也是唐代两京政治生态衍生出的重要文学现象。初盛唐文人的干谒书信写作在数量与艺术成就上达到了高潮，也呈现出特有的“平交王侯”气度。例如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云：

 

仆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傥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

 

又如，李白《与韩荆州书》云：

 

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于国士。

 

钱钟书先生评论道:“忽侈言以动，忽危言以吓，忽卑言以请，矜夸哀叹嬉笑怒骂，作寒士狂奴种种相，文字尤有别致。”我们不难发现，两段引文中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概念:“国士”。本文将初盛唐干谒书信这种文人寄托于“国士”中的平交王侯心态称为“国士”心态。

前人讨论干谒文学，由程千帆先生、傅璇琮先生开其端，以葛晓音教授和王佺博士达至深入，对唐人的干谒动机和干谒方式已有考察。本文以具体视角切人，即:唐代文人平交王侯的“国士心态”如何表现？其中蕴含了唐人怎样的入仕观念？唐代文士何以具有如此超迈的精神气质？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一

“国士”是古已有之的概念，但因为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现在已经很难还原其当时的社会阶层和职事行为了。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最早出处是《左传》。《左传》中“国士”出现过两次，其一源于“成公十六年”，原文为：“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杨伯峻先生注:“国士，指伯州犁，以其有才，且熟悉晋国情况。”其二源于“哀公八年”，原文为：“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杨伯峻先生注:“国士，有知识者，说见《孝经•孝治章》宋邢焉疏。”显然，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理解，“国士”类似于知识分子，是超越于具体官职以上的某种荣誉身份。我们在《墨子》和《管子》中看到了更为具体的解释：

 

国士，战且扶人，尤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成射哉？(《公孟》）

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七臣七主》）

 

“战且扶人”是指“国士”的职事作用：在拱卫王室扶助道义的战争中立下功勋，赋予“国士”道德力量，这也是后来“国士”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但贵族天生承袭封爵，显然不需要另外叠加一个“国士”的冠冕，因此“国士”往往指具有征伐或祭祀才能的庶族子弟，凭借才华堪任诸侯国大事，受到贵族信任，并从“士阶层”中分化，独立形成的社会阶层。

此外，“国士”和普泛意义上的士阶层一样，与政治保持相对的游离关系。据《战国策•齐策四》记载：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可见，战国时期士阶层已形成自己独立的身份自觉: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影响甚至主导政治的发展，密切关注政治局势，主动前往拜谒天子和诸侯并献言献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像普通官吏一样甘为下寮，为王公贵族驱驰奔走，因此在面见王公贵族时努力为自己争取平交王侯的尊严。正是这种不甘居下臣的自尊意识，形成了诸侯贵族争相迎养门客的社会风气。

可知在先秦时代，“国士”受到贵族统治者的极高礼遇，这种打破门第观念的热情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庶族青年。“国士”这种模糊的政治身份虽然从没被写入职官名册，却作为读书人的人格目标，成为后世布衣文士自我期许或相互标榜的荣耀。

二

汉代政治结构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文学气象，但官员的选拔多出于中央朝廷，因此士人的人仕路径非常单一。在此背景下，关于“国士”的表述也有所减少。蔡邕《和熹邓后谥》云：

 

追世祖功臣国士或有断绝封爵遗苗以奉其祀高兰，诸国胤子以绍三王之后事不稽古不以为政。

 

文中以“国士”与“功臣”并列，意在突出其拥护之功。显然，人们更熟知的是《史记》中刺客豫让的典故：

……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救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原本只是一次刺杀行为，《史记》却赋予其道义的力量，这不仅源于作者司马迁的猎奇心态，更体现了古人“士为知己者死”的任侠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豫让并非一味谄媚，他的要求不仅是衣食温饱，而是自我价值认同，希望在人格上与范氏、中行氏及智伯对等，体现出武士、游侠群体对自身价值和阶层的自觉和认同。

晋代“国士”一词的使用较汉代要频繁得多，典型者如袁宏《后汉纪》：

 

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乃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光武皇帝纪》）

公之厚恩未优国士，而与滔比肩，何辱之甚。(《晋书•袁宏传》）

 

标榜“国士”对于封疆建国的重要功勋。再如陆云《与陆典书》所谓：

 

国士之邦，实钟俊哲。太伯清风，遯世立德。龙蛇东岳，三让天下。垂化迈迹，百代所晞。

 

按，严可均编《全晋文》作“国土之邦”，读不通，疑为手民之误，当为“国士”。以“国士”标榜道德风范，显然与当时“清谈之风”和“魏晋风度”有直接关联。

及至南北朝，刘义庆所谓：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 (《世说新语·言语》）

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国士门风。”(《世说新语·品藻》）

 

可见，南北朝时期“国士”的内涵逐渐汲取了汉代“大一统”社会文化赋予其的“建国功勋”评价，以及魏晋清谈中赋予其的“道德人格”意味，而逐渐成为兼具个人价值与门第观念双重价值尺度的理想人格。

经过汉末群雄并起和魏晋谈玄论道的迁衍，“国士”进人唐代时已成为官方和民间同时推崇的价值观念。正如《旧唐书•崔涤传》载，“刘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显。至于提纲整带，咨圣嘉猷，籍国士之谈，体廊庙之器。”“国士”在唐人语境中，减弱了先秦时期的牺牲精神，而倾向于标榜功臣辅佐皇帝策问应答的政治功绩。

唐人以广博的胸襟继承之前历代意识形态和文化遗产，形成了宏阔、磅礴的文艺格局。在唐代散文中，“国士”的用法明显较前代更为灵活和丰富。例如，欧阳询在《临川帖》中言：“戴君国士，出言便是月旦。”“月旦”即汉末的“月旦评”制度，彰显谈士的舆论导向意义，这意味着“国士”不仅是一种身份，同时也突出其话语权力；又如杨炯《唐同州长史宇文公神道碑》:“王徽之任达，国士升车;刘简之博闻，中郎寓直。”“中郎”显然是官职，将“国士”与“中郎”对举，进一步说明“国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逐渐获得统治阶层的认可;再如于卲《送朱秀才归上都序》:“府公答之以客礼，亦既馆给，终焉宴私。高枕延国士之风，开门多长者之辙。”将“国士”与“长者”对举，言及“国士之风”，从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角度诠释了国士的文化身份属性。

干谒书信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写作技巧，其不仅基于文人才士的现实诉求，还必须彰显作者阶层的“贵己意识”。唐代干谒书信中经常出现“国士”一词，完全继承了上述意涵，例如王勃《上郎都督启》：

 

蒙君侯国士之遇，受君侯长者之礼，缱绻谈谑，殷勤诲诱。

 

使原本标榜道德功勋的“国士”概念转而成为说服对方为自己争取官位时难以推却的理由。

再如任华《秦中奉送前涪城贺拔明府归蜀序》所言：

 

况不以编户遇我，而以国士待我，情愿交深，贯于金石。

 

“以国士待我”成为套语，这与开篇所引王泠然、李白书信中的“平交王侯”观念不谋而合。

从对“国士”一词意涵流变的梳理中，我们得知，初盛唐时期所谓“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肩负了双重意涵:一方面，“国士”作为自喻，对方若愿意推荐自己，自己必知恩图报，对方若不愿推荐，则威胁言“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另一方面，以“国士”比喻他人，赞誉其扶助危难的任侠品格，将对方置于道义的天平上，促使其推荐自己。无论是自喻抑或是他喻，二者都统一于“自己与对方所处的阶层是一致的”这一基本观念。这样，唐代的“国士”概念不仅不再强调先秦壮怀激烈的牺牲精神，反而徒增了几分功利色彩。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国士属于士阶层，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自我价值认同。汉代以来经过漫长的文化演进，逐渐成为道德人格与身份地位的象征。至于唐代，“国士”原初的任侠牺牲意涵渐渐隐退，而作为正史和散文中常见的尊衔，用以指称读书人人仕前的文武才华和道德品格。在干谒书信中文人引用《史记•刺客列传》的典故，或以此自喻，表达自己定将知恩图报的政治态度，或以此赞誉对方，表达自己希望人仕为官的政治抱负。这种干谒修辞不仅彰显了唐代文人的文学才华，同时也融人了他们的政治智慧。

三

初盛唐干谒书信中，“平交王侯”的精神气质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与隋唐时期的选官制度及由此引发的文人心态变化是分不开的。

隋唐以前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官选举制度为察举和门荫。察举制形成于汉代，从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中选秀才、举孝廉，经过考核晋升仕途或拔擢为官。由于外戚干政和朝臣结党等原因，汉代后期察举制逐渐成为门阀政治笼络政治资源的手段。魏晋以来，门阀贵族把持政权，察举不公，加之汉代以来承袭的任子制和赀选制等因素干扰，读书人罕有晋升之路。

科举为一批有条件读书的庶族子弟进人仕途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与疏通，有效缓解了社会中的阶级压力。读书人一旦看到自己有人仕为官的可能，意识到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家庭的赋税可以获得减免，同时阶层地位也会发生改变，其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要想参加科举考试毕竟是有条件的，何况科举考试录用率又极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难免让人徘徊于希望和失望之间，正如李白一边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凯歌奋进，一边却又抱怨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失意落寞。虽然及第概率渺茫且举子及第后还将面临吏部的考试才能授予官职，然而科举却点燃了文人为官的梦想，此时文人唯一可以尝试的办法就是干谒求进。

干谒行为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温卷。由于贡生众多而录用者甚少，在唐代科举誊录、糊名规定尚未健全的前提下，贡生常将自己较为满意的诗文创作提前寄给考官，以便让考官对自己的才学和声名有一个初步认知，评卷时给予特殊照顾。但最终录用与否的关键在殿试，即皇帝亲自招生。因此在贡生的观念中，能够及第主要是靠自己的才华而不是考官的奖掖和提携，即使其中有考官奖掖提携的因素，考官也只是秉公办事，为“朝廷社稷”负责，因此科举初期考生对考官发挥的作用往往较为忽视，没有形成中唐以来“座主一门生”式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不论是经学取士还是诗赋取士，科举的选拔标准都是文采而非吏干。朝廷之所以屡次发布求贤令，是因为朝廷急需一批吏干之才参与政事，要求被举者具有很好的理政能力。因此王勃《上刘右相书》、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启》等文人干谒时多纵论治国之道，口气也更像策对之文。在这种议政之文的反复书写中，文士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经国之才，因此在干谒求进时也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

影响文人干谒心态的除科举制外还有荐举。荐举始自汉代，并贯穿于古代史始终。作为对选举制度的补充，荐举具有制度上的灵活性，并能有效协调资源分配，是历代非常重视的取士方法。

唐代的荐举风气较为普遍，据《贞观政要•论择官》所载：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其事遂止。

 

可见，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已建立了明确的荐举程序，并且太宗十分重视荐举方法和选士效果。何况开国不久正值用人之时，荐举必然是选士的重要手段。

初唐政治局势与举士来源关系密切。陈寅恪先生对武则天政治利益集团作出如下描述：

 

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尤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瞾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课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

 

武周之际恰是人才新旧更替的时代，军功集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关陇贵族的势力也有所减弱，武则天急需一批能够为己所用的干吏人才，因此对出身于中下层的读书人尤为器重。

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

 

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至公卿者数十人。

 

文献中还记载，武则天曾令宰相各举一人，无需考核便可直接担任尚书郎，狄仁杰推荐其子狄光嗣，很快便授予了官职。此外，《册府元龟》卷六十八《帝王部》“求贤”条还收录了唐玄宗时期发布的多次求贤令。

关于荐举制度，卢开万先生指出：“唐代的荐举制度每年举荐的时间有一个变化过程，即从每年两次的春天和秋天荐举制，变为每年一次冬天的冬荐;举荐人的资格是有一定限制的，每一举荐人所举的人数从没有具体条件限制，变为必须在职两年、参加过两次铨试，但对特殊情况或具备特殊才能者，可以给予特殊的对待或照顾。”上述判断符合我们对唐代荐举制度的基本认知，同时也反映出荐举在唐代官员选拔诸方式中由盛至衰的发展趋势，这恰与《全唐文》中发现的初盛唐干谒书信比例相一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勾勒出唐代文人干谒热情的时代变化。

正如“文人干谒求进——朝廷求贤若渴”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样，在文人求荐举争取进人仕途的同时，官员在举荐贤才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政治诉求。

一方面，官员希望文人在上级官员面前或朝见天子时能为自己说话，例如杜甫《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诗云：

 

献纳司存雨露边，地分清切任才贤，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晓漏追飞青琐闼，晴窗点检白云篇。杨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唬送上天。

 

在这种情势下，举荐人才成为一种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而不再依赖官员个人的道德襟怀和施政理念，相反地，官员对人才的需求形成了一种“买方市场”:官员推荐的文人才士直接关系着自身的政治前途，因此官员迫切需要能有政治作为的文士。在朝廷求贤若渴的同时，那些自信具有政治头脑的文人自然倍加得意。由于每个符合荐举条件的官员都有荐举义务，因此官员不敢怠慢文士，助长了其干谒态度的狂傲气势。

另一方面，文人的干谒诗文和风谈赞誉也有助于官员擅举声名的传扬，韩朝宗的擅举之名因李白的《与韩荆州书》而流传千古即是最明显的例子。对此，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曾做过如下描述：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贵而不骄。

 

举荐行为并非单方面的奖掖和提拔，官员在选士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政治声名的传播和政治利益的延续创造条件。因此，官员的利益诉求也是初盛唐文人“平交王侯”心态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唐代实行的科举制和初盛唐的荐举风气对文人干谒书信中“平交王侯”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科举制为唐代寒士的人仕为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理想的烛照，而贞观以来荐举风气的熏染和初唐取士来源的转变为文人提供了更大的进取空间，文人在求贤若渴的选举氛围和与官员政治利益的互惠合作中获得了空前的政治介人感和自信心，可以说，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为初盛唐干谒书信文体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四

文学话语是文学传统的延续，唐代干谒书信创作显然也是如此，不仅继承了屈原以来“士不遇”辞赋的文学手法，也对汉代大一统政局下的文人心态有着同情的理解，因此唐代干谒书信在实用功能基础上继承了“士不遇”主题，并予以拓展和创新。

“士不遇”一词出自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然究其根源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汉代以来有大量辞赋抒写“不遇”之感，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祢衡《鹦鹉赋》等，甚至包括陶渊明也曾创作《感士不遇赋》控诉世道黑暗，替文人发不平之鸣。到了唐代，“士不遇”赋成为文人可资继承和书写的重要文化资源。

如果对“士不遇”辞赋与初盛唐干谒书信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不乏明显的承接关系。在情意方面，“士不遇”辞赋注重标榜高洁的自我形象，最典型者即屈原的《离骚》：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这种“香草美人”传统，即标榜自我的高洁形象、远大理想和忠爱情怀，以此反衬“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輨的悲惨遭遇。

在干谒书信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如前文曾引述的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自述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文章讲述了自己幼年学武、习文，并受到王公大臣的奖掖，以此彰显自己远大的从政理想和卓越的施政才华，同时也在宣泄自己不被重用的失意之感。

在修辞方面，“士不遇”辞赋擅于运用惊世骇俗的手法引起君王注意，以夸张的文辞抒发自己的无奈与落寞，例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訛这对唐代干谒书信的写作有直接影响，尽管魏征曾提出“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但初盛唐文人“一鸣惊人”式的张扬表达却没有隐没，以任华《告辞京尹贾大夫书》为例：

 

昔侯羸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结袜，廷尉俯偻从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耶？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则美也犹有所阙焉。

 

作者以气势浩荡的排比反问句开篇，直接引用关于先秦策士游说的著名典故，既张扬自己的文采，同时又突显礼贤下士之心，在自问自答中营造了难以辩驳的修辞力量，以此给官员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此外，唐代文人高谈王霸之道，或纵论古今之变，例如李白欲“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訛，张扬宰辅之才，反衬壮志未酬的失落之感。

总之，汉代文学能出现“士不遇”现象，是因为“大一统”政治格局打破了战国时期“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尊士”传统，文人不仅失去了车马轻裘的尊贵待遇，连人仕都变得越发艰难。汉代“士不遇”辞赋传统在唐代干谒书信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唐代文人的不遇之感即成为他们许与气义、平交王侯的心理支点，因此文人在干谒时自然就会借鉴“士不遇赋”的语气和手法:在内容上，标举自身的高洁，反衬世道昏庸，咏叹自己的不幸，希望得到奖掖和提拔;在手法上，干谒书信文采斐然、语气夸张，以纵横之术获取在任者的关注和同情。上述现象揭示了唐代布衣的进取心态，同时也是对干谒书信中“国士”心态的最好解释。

结论

初盛唐文人艳羡先秦士阶层在当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受到的尊崇和礼遇，因此他们干谒时引用《史记•刺客列传》中“国士”的典故，期待君主破格提拔录用。这种话语方式彰显了其“平交王侯”的进取心态。“国士”心态源于以下因素:首先，先秦时期国士属于“士阶层”，享有极高社会尊敬，在唐代干谒书信中，“国士”一词汲取《史记•刺客列传》中知恩图报和贵士轻君的双重内涵，彰显了干谒行为中文士的自信;其次，科举制和荐举风气为唐代文人干谒提供制度条件，初唐政局的调整和官员利益的诉求奠定了“国士”心态的社会文化基础;最后，楚汉文化和“士不遇”辞赋传统等文学遗产，为干谒书信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内容资源与修辞技巧。

唐代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干谒书信中的“国士”心态，也鼓励着布衣文人追逐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千百年后仍为中国文学话语方式和当今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无尽财富。